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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上海银行大血战内幕

  1940年11月30日,大汉奸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伪国民政府。汪伪政权为了自身的生存,培植自己的经济命脉,于翌年1月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由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总裁,发行中储券,以期代替法币、军用票、华兴券和联银券的流通。汪伪希望以中央储备银行为中心建立全国新金融网,并设立省市县银行、农业银行、商业银行,形成统一的管理系统。同时,汪伪政府极力推行中储券,在上海外滩设立了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试图在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推行中储券。但是,上海银行钱业两公会一致决议,坚决拒绝与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来往,全市大小商店也一致拒绝使用中储券。于是,汪伪为了达到推行中储券的目的,要求坚守在上海的重庆政权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撤离公共租界。鉴于汪伪特务尤其是“76号”(特务组织)总部在上海令人发指的恐怖行径,为安全起见,中国、交通、农民三行都迁往法租界霞飞路,因为法租界的中立态度比较强硬,不象公共租界那样畏首畏尾。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碍于面子的关系,不愿迁移。此时,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向四行提出中储券各10万元开户往来的要求,均遭婉拒,或勉强寄库,由此引起日伪不满,祸根也就悄悄种下。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蒋介石焦虑万分,他深知:四行在沪艰苦支持,与国家整个金融计划关系至巨,沪四行一旦撤退,不仅法币、外汇市场将发生剧烈变化,还会立即破坏后方金融经济之安定,且东南数省之金融经济权,亦不免为敌伪唾手攫取,于己殊多不利,还会影响国际视听。因此他一面命令四处—— 重庆政权战时最高金融经济管制机构(蒋介石亲任四处理事会主席)要求沪四行“坚守立场,不能丝毫让步”,一面指示戴笠要求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对伪中储银行职员,不惜采取袭击、恐吓和暗杀的手段,企图阻止中储券的发行。

  1941年1月30日,汪伪调查处专门委员李明达被军统特务暗杀;2月20日,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本部遭到两枚手榴弹的突然袭击;3月3日,中储沪分行办事员富荣炳遭枪击受伤;3月21日,伪中储银行第五次理事会调查处副主任楼侗又被刺毙命。在此情况下,周佛海大为震怒,公开声明“如果一人被害,必拿四行十人抵命”,并令汪伪“76号”“力谋”。特务头子李士群立即拘捕四行职员作为人质,施以报复。震惊中外的“上海银行大血战”便由此发端。

  1941年3月21日深夜11时许,“76号”的一批特务分乘两辆汽车,来到霞飞路赛仲路口江苏农民银行宿舍门前(汪伪特务误以为这里是中国农民银行),将车横在弄口,架好机枪,狂揿宿舍门铃。宿舍茶房以为是巡捕房人员,急忙将铁门拉开,特务们一涌而入,并胁迫茶房引导上楼。当时该宿舍中的职员们从梦中惊醒,始知为汪伪特务所执。六七个特务手持二十响快枪,将室内十二人绑至二楼。约十分钟后,迫使他们分站两排,突然特务一人在三楼向职员举枪射击。瞬间,血花飞溅,惨呼连连。事后得知仅三人幸免于难。一人一见开枪,立即卧倒,滚进床铺底下,未被发觉,另两人躲藏门后,未被搜获。

  次日凌晨,“76号”特务吴四宝带领大批特务,包围极司非而路中国银行职员宿舍(即“中行别业”),凡是银行职员,均被抓进“76号”,先后180余人。

  23日汪伪警政部在沪《中华日报》上发表谈话,说明拘捕中国银行行员原因,并称渝方对被捕者及其命运,应负责任,要求渝方立即停止暗杀行为,否则对在沪四行金融机关负责人员及一般从业人员一律予以同样处置。该报还公布被捕中国银行行员128人名单。

  周佛海却假惺惺地表示对此事“颇为悲痛,互相残杀,于情于理,均不应该,惟渝方对我中储下级行员如此残害,我不报复,无以对同仁而安人心,其责应由渝方负之也”。

  虽然汪伪特务制造这两起骇人听闻的大案,但驻上海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仍然奉命照常开门营业。

  24日,上海中央银行法租界亚尔培路分行被炸,死亡7人,伤20人;公共租界白克路分行也被炸,死亡3人,伤26人,其余6人重伤;公共租界静安寺路分行被炸,死亡6人,伤60余人,其中多人未及医治,相继毙命。中央银行因两处行屋被炸,无法营业,只好暂停。交通银行公共租界南京路分行被炸,前日驻极司非尔路该行职员两人在家被捕。农民银行方面被绑女行员1人,同日并在行中发现定时炸弹,惟因机括损坏,幸好未能爆炸。

  周佛海事后声称“心极不安,对死者尤觉抱歉。惟始作俑者乃渝方,我中储如不为渝方袭击,余亦不采此报复行动,故其责应由渝方负之也”。对上海外国银行界的,周佛海表示“余已电令停止行动”,但“今后如何,仍视渝方也”。

  在上海接二连三出现这些骇人听闻的血案之后,上海四行纷纷致电蒋介石表示:“全市人心极度恐慌,除恤死救伤并谋照常营业艰忍支持外,尚乞指示应付机宜”,“似此沪地情势益加险恶,此后沪四行业务应如何处理以策安全之处,仍祈裁夺电示祗遵”。蒋介石责令四处:“对于四行驻沪各行,应由四处从速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在沪营业方针与行员安全办法之处置为要。”

  四处理事会奉蒋介石电令立即于26日下午5点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议应变方案。这也是四处成立后召开的唯一紧急会议。

  紧急会议由孔祥熙亲自主持,出席人员有财政部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要员钱永铭、张嘉?、徐堪、陈行、周佩箴、顾翊群、徐继庄、戴志骞、周守良、霍宝树、郭景琨、赵仲宣、张嗍、戴铭礼、徐柏园等。会议最后决定:1、关于上海四行营业方针,要求“四行同仁仍应不避艰难,坚守立场,照常营业,以尽为国家社会服务职责,并请财部发表谈话以安定人心。”同时,为妥慎应付防患未然起见,要沪四行应设法紧缩存款、汇款业务;紧缩人员,其干练机警者留沪办事,不必要者,陆续设法后撤,力予减少重要库存,公债继续打洞,一切帐册应留存副本,但必须设法放置安全地点。2、关于被绑及死伤人员的善后办法,对被绑人员,一面咨请外交部转商英、美、法各大使交涉释放,一面由各行就近相机设法营救,并劝慰其家属;对被害人员,由各行优予议恤,并由各行查明姓名开单报告,俾便呈请政府核议抚恤褒扬,以慰忠魂;对受伤人员,由各行派员负责监护,妥为医治,并由各行负担全部医药费用,伤愈并从优晋叙。3、关于今后沪行暨职员的安全问题,由财政部咨请外交部转商英、美、法各大使转饬沪领馆切实保障租界内商业及从业人员之安全;沪行同人嗣后应慎密戒备,加强警卫,以免类似事件之发生;各行应在美军防区内为行员预备宿舍,以策安全。

  会议结束后,孔祥熙即向外交部发出急电,说明“日伪此种蔑视租界治安不法手段,实属破坏租界法权”,“四行职员在沪维持业务,纯为保障中外商人利益,倘任令其暴力摧残,影响实非浅鲜,租界当局有保障租界商业及居民安全之责任”,指示外交部:“迅予照会英、美、法使馆迅电上海领馆暨法租界及公共租界工部局,将被绑及被捕人员设法引渡或予保释,并切实交涉,保障租界内商业之安全。”

  同时,孔祥熙还急电香港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等,要求:“迅电沪行照常营业,镇静应付,并先就近相机设法营救,一面派员劝慰被绑职员家属。”

  会后第二天,即27日,财政部在重庆通过记者发表谈话:“上海中、中、交、农等行历年艰苦支持,努力服务,原为维系国际金融市场及顾全东南数千万同胞生计起见,凡稍有人心者,不应仇视。各行从业人员服务银行,忠于职守,从不外鹜,亦为中外人士所共见,乃敌伪对于此种无辜从业人员,竟肆行绑杀,此等凶恶残暴行为,即交战国家所不为者而竟为之,适足以暴露其卑劣无知。推其用意,无非欲企图破坏各国在华商业暨断绝沦陷区域同胞之生计而已。此次被难人员,政府至为哀悼,业令各行优于抚恤,以慰忠贞。至上海各行,仍当一本平日服务社会之精神,继续维持营业。”

  同日,外交部也向英、法、美驻华使馆进行通报,请求他们给予关注并能交涉对被捕人员引渡或予以保释,保障租界安全。

  4月2日,英国大使馆向外交部表示:“英国大使馆确信公共租界巡捕房现正竭力保护并将继续竭力保护中国政府各银行及其职员,惟据南京伪政府宣称,此项暴行(其中数件在租界之外发生)系对中国政府特务人员狙击南京伪组织银行职员所为之报复行为云云。是此已使情势愈趋紧张,而外交部所要求之保护实愈难办到。巡捕房深恐双方如不准备设法避免互狙击双方银行及其人员,则局势或将不可收拾,巡捕房亦无法维持治安。此种情形,亟应避免,因其将予日方以直接干涉之绝好藉口。”

  4月1日,上海银行界,保释中国银行被捕人员,并说蒋介石听从美国大使劝告,已下令停止暗杀了。但周佛海认为蒋介石“刚愎,决不听劝停止暴行”,而不答应释放。4月4日,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及金城银行上海总经理吴蕴斋等再次具名保释中国银行被捕职员,周佛海推说“保结书不全”,又拒绝释放,私下却说:“惟轻轻释放,则逮捕之举为多事矣。”至4月6日才下令批准保释中国银行被捕职员。直到4月8日被捕人员才全部获释,但条件是“暂住原处,不准擅离”。

  中国银行职员获释后不久,4月16日上午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会计课副主任张永刚在大华医院治疗被军统特务打伤的腿部时又遭枪击殒命。周佛海一听说此事为军统特务所干,恼羞成怒,决定“以血还血”。于是命令吴四宝当晚九时在甫经释出而仍派武装人员监视在“中行别业”之行员120余人中,提出毛泳丰、陶晋丞、裘德僧、张立?、张筱衡、徐轶尘、曹善庆、倪孝本、张齐云等九人,作为报复对象。新任中国银行总行业务部副经理李祖莱出面要求立即释放,而周佛海开始则欲将该九人悉数抵命,在李祖莱的再三要求下,最后减至三人。周佛海表示不能再少,而且要与死者同姓同职,即“中国银行课主任阶级”,“杀三人以报复,杀以止杀,情非得已,虽心有所不安,而势不能不行”。因那个被暗杀的会计课副主任姓张,“76号”也要挑三个姓张,且是“课主任”。但此时被捕三人中符合条件的只有两个姓张的,最后只得把上海分行新闸办事处不姓张的主任曹善庆凑数。是日深夜,汪伪特务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会计主任张立?、出纳股副主任张筱衡和上海分行新闸办事处主任曹善庆三人用汽车送回“中行别业”,当车开至宿舍大门口时,特务们就对他们开枪。其中张筱衡、曹善庆二人当场死亡,张立?重伤。

  4月17日,周佛海宣称此事为报复行为,听说沪四行已经停业,高兴地说:“如能因此做到双方停止暴行,则死者牺牲亦未始无代价也。”

  同日,上海四行急电四处:“同人集议,在此情形之下,人人自危,均不敢到行,在沪主管人员无法强制工作,只得暂停营业”,现在“四行在沪勉强支持,照常营业,任何牺牲,原所不惜,敌伪暴行,本属意中之事,惟闻敌伪有如被害一人,须以三人抵命之说,似此循环仇杀,迄无宁止。四行行员,既非武装将士,在此毫无保障下,人人自危,无法工作,确属实情。事机万急,似宜权衡轻重,由政府赶筹稳定办法……”

  18日,上海四行继续来电称,中央银行副理李达、黄世财、徐维纶、张悦联,中国银行副理潘久芳、程慕灏,交通银行副理潘启章、周叔廉、陆廷撰,农民银行副理竺芝珊、顾树?等,“以四行环境日劣,对内对外无法应付,先后电请辞职”,担心“似此情形,如政府对于沪四行办事人员,设无切实保障办法,将至全体瓦解”。

  而四处认为四行在沪为全国金融枢纽,关系整个法币信用、后方物价,无论如何必须继续维持,万难停顿,当此国难最严重时期,应以国家大局为重,镇静支持,随即指示沪四行:“1、营业人员从紧配备,即寄寓营业室内,不必外出;2、营业地点可商租界当局多派警卫保护,严密防范;3、其余内部工作,职员可分散居住,分地办公,个人居住及办公地点应严守秘密,只须各行经、副理知悉,以便联络接洽即可,万勿集中一处;4、所有因上列办法或为谋同人安全设备之各项开支,可不必计较,其继续办公之同人并准特给奖金,以示鼓励,此节亦由各行斟酌情形,授权在沪负责人员权宜办理;5、外汇应由各行缜密准备撤退,速由各行分别向中外商业银行接洽,商定委托解付汇款及支付存款办法,万一到必须实行撤退时,所有四行对商民、对存户应负之解付责任,仍可由中外商业银行代为办理,用示四行始终对人民服务之精神;6、一面已饬知方面,对四行用人之安全特别注意,不必畏虑,至各沪行副理等电请辞职一事,并盼切实慰劝,晓以大义,共体时艰,继续努力。”

  同时四处迅即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表示赞同,并于23日做出指示:“目前自唯有照此布措。至伪方所称报复行为一节,显系信口雌黄。此种藐小汉奸,我方在沪工作人员,何至视为对象,必系敌伪自施残杀,阴谋制造排除四行离沪之口实,顷以密令在沪工作人员特别注意减少活动矣。”

  此次血战,导致上海金融界职员纷纷躲离上海,不敢上班,一片腥风血雨,使全市哗然。如此血战不已,双方也都感到对己不利。30日蒋介石又作出指示:“查此次敌伪摧残我方沪市金融,将来或更严重。此固由于沪市银行界平素毫无组织,而在主持者亦乏应付得力所致,应即由财(政)部速派熟悉沪市金融及才能足以应付非常环境之大员,克日赴沪,会同四行主持人员接洽应付策略,以策安全。”并密令戴笠对在沪特工“暂取缓和方针”。

  最后遵照蒋介石指令,由杜月笙出面调解,一场“银行大血战”遂告结束,上海市面上出现了法币、中储券共存的局面。

  1942年2月,由蒋介石亲自签署行政院训令,对此次上海大血战中四行死伤人员“明令褒扬,以彰义烈”, “褒扬其殉难行员,各特给一次恤金二千元,其受伤行员,给一次救济金五百元”,恤金在1941年度国民政府特恤金项下动支,“用以轸念忠良之至意”。

  坚守在上海孤岛的四行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撤离,它们对于法币仍然在沦陷区流通,稳定法币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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