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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副团长披露庐山会议内幕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召开,这就是在中史上意义非凡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作为这次不寻常会议的保卫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邬吉成的回忆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观察了整个会议的过程,以及那些为置身其中的高层领袖无暇关顾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却是反映第三次庐山会议全貌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

  当中央确定下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地点后,汪东兴即召集中央办公厅的有关部门开会,布置会务事项,主要是两大块:一是秘书工作;一是警卫和服务工作。

  在“”前和“”初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和属两个不同的建制,警卫局属中央办公厅,同时也是的九局;则属总参建制。

  1969年10月,经中央批准两单位正式合并为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办公厅的各局也都改称了处。这样一来,汪东兴成为警卫处的、处长,同时是的最高,但他始终没有挂过团长或政委的头衔。原来警卫处的副处长都成了警卫团副团长或副政委;原来警卫团团长、政委、副团长或副政委,亦成为警卫处的副处长,以致警卫处除处长汪东兴外,有16位副处长。

  机构变动后,原警卫局的警卫一、二处,合并为警卫值班室,下设一科,即中南海科;二科,即钓鱼台科。邬吉成是警卫处的副处长、警卫团的副团长、警卫值班室的副主任。

  会务工作部署完毕,汪东兴就随先期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在北京具体组织已经开始的会议会务前期准备工作的,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和中办警卫处副处长、政委杨德中。

  汪东兴曾在会前上了一趟庐山,检查打前站的工作情况。他上山到准备安排入住的庐林一号,发现住所上边的山顶正轰隆隆炸石头,汪东兴问江西省委员会主任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

  程世清说是在修飞机场。“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汪东兴感到意外。“这块地方大,飞机起降比较安全。”“你们在这里修飞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是军委批准的。”汪东兴马上追问:“你是什么时间接到的命令?”“前天刚收到。”

  汪东兴到施工现场看了一下,见工程已经完成过半。他对程世清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的住所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

  返回身边时,汪东兴将此事向做了汇报。问修机场的命令是谁下的,汪东兴也不知道。“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吩咐。

  周恩来马上追问总参谋长黄永胜。黄永胜说因为到庐山开会有许多老同志,坐汽车走那么长时间盘山公路不行,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飞机,所以要修个小停机坪,并说这件事报告了。

  周恩来打电话告诉汪东兴,修飞机场一事,是批准的。汪东兴随即转报了,听后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九?一三事件”后,有把修庐山飞机场和篡党夺权阴谋相联系的说法。邬吉成颇不以为然:“开九届二中全会时,我到那个机场看过,就那么一点点大。修了以后谁都知道,也不是什么秘密工程。我推想修机场大概有两个作用:一个是为了传送个紧急文件;一个是为防备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如老同志突发病症,需要抢救什么的。”

  九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日期是8月23日。要求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们到庐山报到的时间,是18、19、20日三天。

  的出行,中央办公厅的警卫部门没有管。其他中央局成员,分为五个组,于8月19日在北京的西郊机场登机。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是第一组;朱德、叶剑英和陈伯达是第二组;董必武、康生和李作鹏是第三组;、张春桥和姚文元是第四组;第五组的吴法宪、邱会作,也是在这一天走的。

  留在北京的局委员黄永胜、纪登奎,负责主持军委和中央政府的工作,他们是在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判陈伯达后,才和李德生、李先念换班上山的;谢富治则因病请了假。

  由于九江的飞机场比较小,像伊尔?14、子爵号这样的当时算是大型的飞机无法降落,所以乘机赴会的局委员们,都先到达安徽安庆机场,换乘安?24型小飞机,再前往九江机场。他们在九江的机场下飞机后,换乘汽车上山。

  邬吉成是随第四小组乘机到的九江。上庐山,住的是过去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在第一、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都住在这里。

  她刚安顿下来,就问邬吉成:“主席上山了没有?”邬吉成是和她一同上的山,对的行动不掌握,就回答说:“还没有听到主席已经上山的消息。”吩咐:“那你现在就乘汽车下山到九江,找吴法宪了解主席什么时候上山,要特别注意有没有安全问题。”

  邬吉成当即乘车下山,到九江宾馆找到吴法宪。吴法宪先是告诉他:“主席已经上山了,安全没有问题。”随后又说了一声:“我也不知道。”邬吉成立即折回山上,与警卫值班室一联系,那边说:“你下山的时候,主席已经在庐山水库游泳啦。”

  因为的安全警卫,是汪东兴直接领导,团长张耀祠具体负责的,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过问的。但邬吉成负责着的警卫,吩咐的事情,他不能不办理,结果瞎折腾了一通。

  李钊、邬吉成、刘兰荪是内部警卫班子的负责人,主要担负会场和会议活动的警卫。住的庐林一号的警卫,由警卫团的一中队负责;住处则由二中队负责。

  每有会议召开,当会场内外的警卫布置就绪,李钊、邬吉成等就来到现场值班。他们总是在等局到来前,到庐山礼堂前后检查警卫落实情况。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到来时,他就护送着他们走进礼堂。

  五进礼堂后,邬吉成就留在外面巡视。会议结束,五出礼堂时,邬吉成就马上回到南侧小门边,一直护送着他们上各自的轿车。

  在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突然抢先发言,为设国家主席造势;在当晚周恩来主持的各大区召集人会议上,吴法宪的各组听讲话录音、展开讨论提议得到附和,改变了会议议程;24日,陈伯达要求打印和分发马克思、列宁、论天才的语录;部分上当受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联名给、写信,拥护当国家主席;25日,第六号简报(华北组二号简报)印发,开始反击,制止对讲话的讨论,停发六号简报,要求吴法宪等作检查,写出《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陈伯达。

  邬吉成记得开幕的那天下午,会议进行的时间不长。因为的突然发言,占去了一个半小时,打乱了原定的议程,使不悦。原来的两位主要报告人周恩来、康生,都以有材料下发,大家可以看材料的寥寥数语,把报告给省略了。五从南侧小门出来时,守候在那里的邬吉成、刘兰荪,看见拉着脸,好像不高兴的样子。

  接着,是在宣布停止开会期间,周恩来寓所分外“热闹”。周恩来住的是编号为“9”的别墅,最初的拥有者是美国传教士苏曼,40年代中期,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为“调解”国共两党冲突,在蒋介石、周恩来之间穿梭,曾“八上庐山”,都是住的这座别墅。

  在那两天的下午和晚上,周恩来都在自己住的别墅小会议室召开局会议,每次都开得时间挺长,要求严格警卫,谁也不让进。邬吉成后来才知道,那是在批评陈伯达。

  每当9号别墅的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必去庐林一号的住所。庐山别名云雾山,在七八月间,傍晚以后到次日上午10点,山腰之上多被大雾笼罩,一两米开外就不见路径。从9号别墅到庐林一号,大约有三里路的样子,周恩来每次都是乘车往返,为了安全行驶,李钊、邬吉成只好派人手提马灯,在汽车的前面引路。还有一次夜间11点多,要请叶剑英到他那里去,也逢云雾弥漫。这次就是派刘兰荪等同志手提马灯,在轿车前边领的路。

  《我的一点意见》发表之后,对陈伯达的批评转成批判。再开大会时,原先主席台上的席位,一下从五位就变成了四位。就在邬吉成惊异之际,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向他打招呼:“让你们的警卫多注意一下陈伯达,别出什么事情。他的情况要多汇报。”

  他随即和负责陈伯达警卫的孙凤山打了招呼:“对陈伯达跟紧点,别出问题。”而他自己有时看见陈伯达独自一人转悠时,也随之跟着走一段。

  此时此刻,邬吉成发现陈伯达不发脾气了,否则他又会说他是小小老百姓,不需要警卫跟着。而且这时他的情绪神态,和刚上山时有很大差异,隐隐约约露出几分消沉和颓丧。

  有一次,陈伯达了含鄱口,孙凤山在他身边跟随。走到含鄱亭,孙凤山听陈伯达长叹一声,像是对他,也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上庐山,我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喽。”当时孙凤山还没听出他话中有话,直到会议后期陈伯达挨批在庐山已经不成为秘密。

  当吴法宪关于放讲话录音、组织小组讨论的提议被采纳后,汪东兴参加了华北小组的讨论。陈伯达也来到这个小组,他作了极富煽动性的发言,配合集团鼓吹“天才论”,以实现在修宪中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目标。

  陈伯达的蛊惑发言把绝大多数人的激愤挑了起来,特别是他“有的反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一语,加上他手舞足蹈的表演,使汪东兴也热血沸腾了。

  汪东兴随之表态拥护的讲话:“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当国家。”

  早在第三次庐山会议准备时期,就多次谈到,不主张设立国家主席,自己也不当这个主席。有些相关的谈话,还是让汪东兴向其他中央负责同志传达的。

  可的讲话,陈伯达的煽动,用汪东兴的话说,是“没有识破他的阴谋,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思想,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动起来了。”

  偏偏这些话都被编进了全会的第六号简报,而且还“把别人发言的内容与我发言的内容混在一起,以我的名义刊登了出来”。汪东兴的回忆说这些文字在刊发前,没有给他过目。

  这份简报马上就看到了,他立即把汪东兴召了去。“看到六号简报了吗?”见面就问。“刚看到。”汪东兴还没想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已经来过了。”所说的他们,是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紧接着,的口吻严厉起来:“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当用你的职务称呼你的时候,你的情况就有些不妙了,这一点汪东兴早有体会。

  汪东兴解释:“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反问:“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一天,参与身边工作的王海容、唐闻生,在碰见邬吉成时打招呼,说江西省的同志送到庐林一号一些瓷器。她们因工作常在身边,与从事警卫工作的邬吉成比较熟悉,就特意问邬吉成想不想买一些,如果想,就赶快到庐林一号去挑选。

  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很有名,邬吉成到庐林一号王海容、唐闻生那里,买了点小酒盅、小碟子。孰料一回到办公的楼里,就接到汪东兴电话,把他一通好训:“庐林一号那边的工作不归你管,谁叫你跑到那边去的?去干什么了?”

  对汪东兴劈头盖脸的指责,邬吉成很纳闷。直到后来听说汪东兴在华北小组会议上犯了错误受到批评,做了检讨,他才醒悟到,汪东兴动肝火大概与当时心情不佳有关。

  九届二中全会是9月6日结束的,大概是7日或8日晚上8时,在会议办公驻地的邬吉成,看见叶群带领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四员大将,到美庐探访,表示敬意。邬吉成分析,这种性的拜访,和庐山会议出现的较量有关;也表明林家和的关系非比寻常,直到1971年8月,还在《解放军画报》上发表读毛主席著作的照片。

  在下庐山之前,邬吉成和担任警卫的部分干部,去了周恩来的住所,在院子、前厅,和周恩来、邓颖超及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合影,“留下一份永远的纪念”。

  9月9日下午,在庐山礼堂,应全会的的请求,接见了为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也一起照了相。照完相,遂乘车离开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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